自1986年香港“兩航談判”至今，兩岸一直斷斷續續地進行著各種形式事務性、功能性商談。
“兩航談判”
自1949年國民黨當局逃臺后，海峽兩岸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接觸談判是在1986年5月。這是一起因偶發事件引發的兩岸談判，臺灣當局是在極不情愿的情況下被拉上了談判桌。
1986年5月3日下午3時10分，一架編號“B-198”的臺灣“中華航空公司”波音747貨機，在飛越原定降落的香港啟德機場后，突然偏離航線，朝北飛行，稍后降落在廣州白云機場，機長王錫爵要求在祖國大陸定居，同行的另兩名機械師要求回臺，機上共有貨物22萬磅。事件發生當天，中國民航致電臺灣“華航”，請其盡迅派人到北京商談有關飛機、貨物和機組其他成員的處理問題。
面對這一突發的事件，臺灣當局立即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。按照“三不政策”，就不能與中共談判但不談判又解決不了問題。經過權衡利弊，為避免給外界造成國共兩黨在進行談判的印象，蔣經國最后決定在堅持“三不政策”的前提下，委托第三者“香港國泰航空公司”全權代表“華航”與中國民航協商解決人機交接事宜。蔣經國還指示“華航”依國際慣例解決善后工作。這一不合適宜、多此一舉的決定自然遭到祖國大陸的反對。祖國大陸方面認為，這純屬兩個航空公司之間的業務性商談，并不涉及政治問題。既然是交接，就應當由當事雙方直接地、負責地辦妥交接事宜，以確保飛機和愿回臺灣的另兩名機組人員安全返回臺灣。中國民航再次致電“華航”，催其盡快作出答復，并提出如果臺灣方面認為到北京不方便的話，也可到他們認為方便的地方協商。
在經過兩個星期的交涉后，1986年5月17日至20日，“中華航空公司”和中國航空公司各派出三名代表，在香港進行了為期四天的歷史性商談，就交接貨機、機組人員和貨物事宜達成協議，簽署了“兩航會談紀要”。
這次商談是兩岸在隔絕37年后由官方在背后主導下的第一次公開接觸談判，它的成功舉行，打破了臺灣當局長期營造的“恐共”心理，使臺灣民眾認識到，共產黨并不像當局宣傳的那樣可怕，兩岸是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。同時這次談判成功也為兩岸解決糾紛創造了一種“華航模式”，其原則是：地位平等、友好協商；就事論事，合情合理；互相尊重、彼此諒解；多從對方考量，不作題外文章。“兩航談判”的成功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，美國輿論稱之為國共兩黨的“首次正式接觸”、“首次直接會談”，日本《東京新聞》發表評論長此次事件是海峽兩岸關系“一舉向前發展的劃時代事件”。香港報紙則稱：“兩航談判就其影響而言，顯然具有高度的政治含義，說它是歷史性的重大事件決不為過”，“它標志著國共兩黨及兩岸關系的一個新起點”。